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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洛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独家首发。
十八大闭幕以后不久，习总书记就前往深圳莲花山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雕像献花。当天，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引用了总书记的这句话：“改革开放是伟大觉醒关键一招”。当时，我还在基层发改委挂职锻炼。我看到当天的报纸以后，我感到兴奋极了，我问办公室的小姑娘借一把剪刀，要把头条剪下来。发改委办公室主任苏春洲是个当地姑娘，她坚持要用自己的一把能剪出花边的剪刀来帮我剪下这个标题。在那个阳光明媚的秋天下午，我感觉总书记的话说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坎儿上。后来，这个标题就一直贴在我那辆途安车的后窗上。我多次因情节轻微的交通违章被警察拦下来，他们看到这个标语之后，对我的处理一般就以批评教育为主。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认出我是体制内的干部，所以对我手下留情，后来我发现其他发改委的同事在同一个路口“深受其害、苦不堪言”，纷纷痛诉那几个交警执法尺度偏严。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对我的温和处理可能源自于他们和我共同的价值观：改革开放是我们体制最坚固的基石，是我们团结群众的最大公约数，是现阶段中国最普遍的民情和最深刻的民意，是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话。
2018年，我换了辆新车。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把苏春洲给我剪的标题揭下来贴到新车的后窗上去，而是留在旧车上一起卖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察觉到这5-6年来全国政治风气有了变化，而是我觉得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应该利用基层民警同志们对改革开放的好感来逃避交通违章处罚。不知从何时起，有人以担心“民怨”为由，给改革套上了“既要……又要……”的约束条件，并且把“改革”和“稳定”对立起来了。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建立一套严密的监控体系，建立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建立一个“人盯人、人防人、人人告密、人人自危”的社会就能够维持稳定。他们错了。他们错误地理解了稳定。稳定不是僵化、不是一成不变、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浑然不觉、不是岿然不动、不是视而不见、不是听而不闻。我的体温稳定不靠冰块和退烧药。我的体温稳定依赖于我有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稳定依靠的是一个高效的免疫系统，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稳定。因此，改革才是最好的稳定剂。我们要辩证理解稳定和改革之间的关系，保持稳定，不是保持现有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份额不变；保持稳定，不是对严重阻碍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国企体制和机制问题视而不见；保持稳定，不是依靠央行放水和证监会喊话；保持稳定，不是依靠普通股民年复一年的耐心期待，不要等这些期待落空以后化作愤怒的潮水来推动我们的改革，那样的话，就如同把启动防控疫情的决定权交给了“病毒”。政府管理部门可以不在意股市涨跌，也不必承担缓解投资人紧张焦虑情绪的责任，甚至也不用动员资金来救市。真正有利于投资人保持并增强信心的是：政府的改革决心。是时候下决心启动一场“触动灵魂、搬动奶酪”的国企改革了。经历了疫情的资本市场，特别需要“国企改革”的预期来恢复信心。十年内乱（也有口径称其为“艰难探索”）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硬着陆。导致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面对的是一穷二白和满目疮痍。当时虽然经济困难，但是外部条件好，中美刚刚建交，小平同志亲自赴美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为改革开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当时虽然经济困难，但是内部人心齐，大家都是“穷则思变”的心态，愿意付出更多劳动，愿意承受短暂困难。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明媚的春天。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春天的故事”。十年内乱虽然带来了硬着陆，但也为改革开放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国外支持。当时，改革的阻力小，改革的动力强；反对开放的声音弱，支持开放的声音强。中国的事情，凝聚共识最重要。人大重阳是国家的几个重要智库之一，我从平时自己接触到的信息来判断，国家高层领导对于改革开放是“蓝图在手，了然于胸”；我们国家普通民众对于改革开放则是“枕戈待旦，翘首以盼”。那为什么改革的阻力总是看起来很大？改革的时机总被说成是还不成熟？改革总是很容易被误以为触动稳定大局？任何一个小改、小革、小调整、小手术，都被认为是“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都被宣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都被忽悠成“搞不好要出乱子的”。于是，绕来绕去，还是维持原状，稳定压倒一切吧。稳定被错误地理解为“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不变就被错误地认为是“体制自信”。领导心中本来想好的一盘好棋，群众桌上本来可以有的一桌好菜，就被某些人生生地搅合成了他们的一台“好戏”。归根结底在于我们有些部门、有些机构、有些地方的既得利益强，维持现状的惰性强、抵触改革的情绪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当时，我们还没有加入WTO，外部条件还远不如现在。那场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硬着陆促进了我们的国企改革，过去，我们只说改革，但是改革的内容，无非是国有银行给国企央企更多的专项贷款，说是封闭运行，专款专用，其实，大多数情况都被挪作它用。倒也不是被贪污了，而是被迫用于“养人”，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为了兑现国企“铁饭碗”的承诺，宁可消耗大量的资源。于是，亚洲金融危机倒逼我们改革。而且改革从上到下一路畅通，中间没有梗阻了。打破了国企的铁饭碗，部分国企破产，另外的转型，实现市场化运营。这是我们今天国有经济强大的起点，这是我们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改革勇气。打那以后，我们几乎再也没有经历硬着陆了。我倒是经常听到有领导说“这次我们下了决心，这次中央是真的要改革国企了，这次要壮士断腕”等等，推进国企改革的言论一次比一次排山倒海，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也就是说说而已。这些年，国企经常在改革誓师大会上说要壮士断腕，结果呢，从三头六臂断成了千手观音。我调研下来的切身体会是，中央是早就下了决心要推进国企改革，群众早就翘首以盼，但是中层干部“裹挟”了稳定，以“极左”的姿态，号称要维持稳定，实则阻挠改革。你也不能说中层干部们不改革，我参加过XXXX小组去国企调研改革情况。尽管我上来就指责他们不改革，倒退。但是，他们能够摊出来一大堆数据、报告、会议纪要，显示他们始终在推进改革，关键是改革阻力太大，或者是中央给的政策力度不够。我的天！结果往往是什么也没有推动，我还背上了一个“不了解基层苦衷”的“罪名”，幸亏这个“罪名”情节轻微。小组里面部分心肠软的女同志还被对方说服了，认为基层很苦、很累，改革应该暂缓，不能一刀切，国资委应该给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我只能说，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演技都是一流的，他们能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改革的烈士，让人感觉他是一个悲壮的改革者。这些年，原本应该推动改革的重要岗位上出了不少“好演员”。改革就是需要一个动机。也许，疫情带来的困难可以坏事变好事，推动我们的国企改革。其实，在十年内乱的后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为什么以他老人家那样崇高的个人威望仍然没能推动国民经济走向四个现代化呢？为什么最终是小平同志推动的改革开放道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呢？因为大多数人会选择性地落实最高指示：相对于“促生产”来说，“抓革命”更容易一些。
每次我听到那些喊着极左口号的人，我心里就明白，他们是改革真正的阻力。他们不想改，他们不想动，他们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所属团体的既得利益要捍卫。每次谈到国企改革的时候，最后落实却成为了革命歌曲大联唱。这些人用表面文章应付中央的改革主张。这些人表面极左，内心极端自私，根本就没有“大局意识”，更没有“政治意识”。只要表现得极左就获得了安全，就占领了道德高地。因为如果你反对他的“不改革”立场，他就立即反驳，说你“极右”，说你“亲美”，说你要搞“颜色革命”，说你想学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还说这两者都出卖和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的天！本来说的事情是国企效率低下的问题，一下子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如果不推进改革开放，我们拿什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我们能诞生更先进的生产力”，而不是“我们能举办更盛大的文艺演出”。我们体制内有一批“聪明”的“左派”——我犹豫了一下，到底应该把双引号打在“聪明”上，还是“左派”上，但我的犹豫已经告诉了你更多东西——这些表面极左的人是改革的绊脚石，这些人是把我们带入下一个危机的落井石。疫情是我们发展经济道路上的一个坑（本文不是侦探小说，我不追究谁挖了这个坑，我也不纠结谁应该去填这个坑），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筐。我们要一门心思地落实党中央的改革部署。坚决防止有人把当前的肺炎病毒疫情当成一个筐，把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银行坏账、民企债务、地方债等）都往里面装。
2020年2月3日，沪深股市开盘前，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开展1.2万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资金。确保流动性充足供应，这当然是对的。这也让我想起了2003年，非典疫情过去之后，人民银行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信贷的做法直接促进了全国房价的上涨。当然，有许多专家学者会告诉你，房价上涨和央行货币政策没有关系。我相信如果拨给他们更多科研经费的话，他们会用详实、复杂而严谨的数学模型论证这一点。其实，只要科研经费足额到位的话，他们可以把什么东西都论证得十分严谨。从2003年6月起，人民银行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就开始低于CPI同比涨幅，相当于我国从非典疫情之后，在主要经济体率先垂范，实施了实际上的“负利率”。让所有存款的储户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钱存在银行要变“毛”。因此，大家只能买房子，限购以后就只能买理财产品——后者的风险已经教育了相当一批退休老人。从那时起，我国央行在三分之二的月份都把实际利率保持在“负利率”的水平上。非典之后的这17年，我们的货币发行量是巨大的，我们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巨大的，我们造就的债务规模是巨大的。现在，我国整体债务规模已经相当于GDP的300%以上，在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比较高的水平了。我们能够指望央行这次疫情之后，再印一遍钞票吗？我们能够用应对疫情为借口，鼓励央行用印钞的办法解决债务问题吗？要知道，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律是：通货膨胀就是民心向背。在通货紧缩的时候，无论老百姓的生活多么拮据，他们都能够安居乐业；在通货膨胀的时候，无论老百姓的日子有多么充裕，他们都会怨声载道。因为通货膨胀会撕裂整个社会，扩大贫富差距，给整个社会注入愤懑和不满。我不认为在这个债务水平上，我们还能重复17年前的成功经验。中国有一句老话，多难兴邦。中华民族一直是愈挫越勇的民族，我们不害怕困难，我们害怕的是没有共识。多难，容易在内部形成共识。这就是兴邦的关键。我们国企一直有老好人的文化。我什么也没有干，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什么技能也没有，什么知识也不想学。但是，我是国企身份，我就自动“绑架”了一部分稳定。只要我“不干坏事”，“不做错事”，“不犯错误”，并且还经常揭发其他人的问题，我就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我的饭碗。没有人能够开除我，没有人能够辞退我。辞退我，就是破坏了稳定，就是坏了规矩，就是打击报复。其实，这些都是国企文化的潜规则。这些老好人平时表面很忙，其实很空，不钻研技术，只琢磨人事，到了文艺演出、联欢晚会、红色旅行、入党宣誓等等场合，他们都表现得很积极、很突出。他们对于体制很了解，他们拥有并控制了体制，为他们自己服务。我想起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中提到的“三个有利于”，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只要是有利于综合国力提高的，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就要大胆闯大胆试。小平同志曾经在十年内乱中被人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我感觉这个标签说明了小平同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真正理解并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我怀念小平同志。我怀念那个激情燃烧、奔腾向前的改革岁月。我对改革充满了期待，尽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对改革的希望都反过来证明了我的年轻和幼稚，但我相信中央的改革决心，相信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相信我国政府有“化危为机”的胆识和魄力。只要真抓实干推进改革，任何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我们，反而会成为我们凝聚改革共识，排除改革障碍的机遇，我相信前面是一个更明媚的春天，疫情最终会随着春天的柳絮散去，而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青春梦想也才刚刚开始。（文章部分内容摘自作者著作《货币起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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